新劳动合同法触发上千家鞋厂倒闭

时间:2022-08-31 00:04:17

“30年河东,30年河西。”

1月16日,佛山祖庙汽车站。湖北外来工肖汉军,和七八个同乡守着大堆包裹在站前广场的冷风中等待,在跨上驶离这座南方城市的客车之前,肖汉军留下上述感叹。

逼近年关,然而肖汉军一行这次回家,不为过年。大半个月前他们所在均安镇的牛仔加工厂倒闭,在领到最后的工资补偿款后他们集体撤离。明年开春,他们从家乡出发的目的地将可能是苏州的某个工厂。

34岁的肖汉军几乎落泪,他依然记得10多年前初来广东,和另一批同乡挤在火车上时的兴奋和憧憬。如今一切已成烟云。

新年的元月,入冬的珠三角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:上千家鞋厂倒闭,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潮,更多数量庞大的 中小企业(行情 股吧)计划迁离这里。

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曾独领风骚多年的珠三角,昔日热闹、辉煌的“世界工厂”的场景或将成为历史。

迁出去,引进来,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升级,是现实,也将是历史的必然。

脱胎换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,企业、外来工大搬移后的珠三角,将迎来怎样的未来?在时下高压、躁动、犹疑、对峙交织的阵痛中,珠三角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。

20年来最严峻时刻

―――珠三角企业语录

“没有谁愿意走,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。”

人民币持续升值,原材料涨价,工资成本上升,招工难,出口贸易受抑,政策频繁调整,刚刚又颁布实施了《劳动合同法》和“两税合一”新政,“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!”

“珠三角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,就如同一张越来越紧的网。”

“什么都涨了,赚不到钱,连工人都难招。”

“这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了。”

一年内倒闭上千鞋企

元月1日实施的《劳动合同法》,给了部分企业决定迁离的最后一掌。鞋企大面积溃退,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“内伤”,《劳动合同法》只是压迫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

梁嘉耀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越南地图,他指着版图南部平阳省易安县的位置说:“明年,我们的新厂将迁往这里。”没有乔迁的喜悦。梁嘉耀摊开手,夹带港味的普通话里流露出些许沮丧和无奈。

52岁的他是东莞一家港资鞋厂的老板,18年前和许多从香港来内地的老板一样,在“世界鞋都”东莞市厚街镇办起了工厂,然而最近半年来,身边的许多鞋企一家家消失,梁嘉耀也在为他的工厂筹谋出路。

2008年1月12日,春节前20多天,这位香港老板再次从越南胡志明市飞回广州,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,安排公司商议迁厂的会议。

“没有谁愿意走,但没办法再撑下去了。”在梁嘉耀看来,企业的负荷在以一种“加速度”连环袭来。人民币持续升值,原材料涨价,工资成本上升,招工难,出口贸易受抑,政策频繁调整,刚刚又颁布实施了《劳动合同法》和“两税合一”新政,“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!”

梁嘉耀不讳言,元月1日实施的《劳动合同法》,是推动他决定最终迁离的最后一掌。早在新法实施前的2007年底,这家鞋厂就基本上歇业了,600多名员工遣散近2/3,“光补偿费就拿了几百万”。

梁测算,若按《劳动合同法》,鞋厂用工成本将增20%,这对本就不堪重负、利润在8%左右徘徊的鞋厂来说无法承受。“现在工人流动频繁,不仅麻烦,还会赔死的。”

“在东莞,约1000家制鞋企业中就有200-300家倒闭。”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*如是说。而东莞还只是珠三角的一隅,*介绍,广东制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东莞、惠州、广州、鹤山和中山这几个城市,总共有5000-6000家。近一年来关闭的大中型鞋企已超过1000家。在鞋企较集中的惠东有3000多家鞋厂,最近两三个月内,中小型的制鞋、鞋材厂就关闭了四五百家。

东莞宏腾鞋厂业务经理靳飞告诉记者,年关即临,许多仍在开工的鞋厂其实也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:关还是搬?他预计春节过后,还将有一大批鞋企关门。

鞋企大面积溃退的原因,靳飞并不认同是新法使然。他认为,致命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“内伤”,《劳动合同法》只是压迫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
所谓“内伤”,靳飞说,珠三角超过80%的鞋企仍靠“低成本、低利润”的加工贸易模式,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,利润仅在5%-8%之间。近年一系列原材料、工资、水电、厂房等成本飞速上涨,“新法实施之前大部分鞋企已经奄奄一息。”

靳飞说,提前关闭的大多是低端鞋企,有的关,有的搬,迁入地多为劳动力、生产资料成本更低的内陆省份或东南亚地区。

这一说法得到亚洲鞋业协会的佐证,该协会统计,关闭的鞋企中,有约25%迁到东南亚的越南、泰国、印度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地,有约50%迁到江西、湖南、广西等内地省区,另有约25%目前仍在观望中。

万余港资企业难过年关?

行业人士分析,春节前后将会有近1.2万家员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倒闭,其中更以港资企业为主

鞋业的撤退,只是珠三角暗流涌动的制造业集体大迁移的缩影。

东莞经贸局人士告诉记者,在传统制造业中,如服装、纺织、塑料制品、电子元件、金属和非金属制品等,均出现企业大规模撤退的情况。

近一个月来,记者走访东莞、佛山、广州、中山等地,一些昔日人气沸腾的工业园区,如今冷清了不少,许多工厂人去楼空,凌乱的地面留下企业搬走时的痕迹。

2008年1月6日,在佛山张槎办制衣厂11年的朱永新收到从株洲传真过来的一份合同,他正计划年后将工厂迁到湖南的长株潭经济区。

“什么都涨了,赚不到钱,连工人都难招。”朱永新说,2004年生产铜扣的铜还是2万多元一吨,现在涨到6万多元一吨。就连日常用的衣车油,2月份还是60元一桶,现在涨到75元。招工,两年前是600元到800元的工资,现在涨到1200元左右,技术工人到了1500-2000元,就这还为招不到人苦恼。

“特别是最近两个月,我们这里的制衣厂关了很多家。”广州市太和镇,在这里做了10多年外贸出口的工艺品厂老板邱林,也正打算把厂迁到非洲去。“我们主要是对欧盟出口,非洲原材料、劳动力成本要低得多。”

以树脂为主要原材料的泰奇工艺厂,2000年的树脂是5500元一吨,现在涨到14000元一吨。

“放开原材料、工资成本上涨不说,我们还可以‘硬吞’,但今年接连不断的各种政策,硬是把我们逼到了火山口上。”

2007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,已经给玩具工艺企业带来压力和恐慌,随后各种限制政策又接踵而来。2007年7月1日调整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;7月23日颁布“44号文”(《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》),纺织、家具等1853种加工贸易出口受限;12月底,新一批589种商品的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公布。

元月1日的《劳动合同法》和“两税合一”,邱林说,直接导致他的许多同行关门大吉,“剩1/3不到了,关掉的比搬走的多。”

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港商的调查显示,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,有37.3%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,更有超过63%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。

一家*投资公司预测,2008年劳动力成本将增加8%,许多台资企业将转移到内陆省份或越南,东莞和深圳地区的几百家*投资的小厂明年将关闭。

深圳加工贸易企业协会会长陈永汉也表示,很多企业都认为目前是近20年来最严峻的时刻,他们面临环保要求提高、工人最低工资上调、加贸政策收紧、银行停贷、民工荒、供电紧张、劳动合同法及地方*急促产业升级转移等众多压力因素。陈永汉说,按此形势发展下去,春节前后将会有近1.2万家员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倒闭,其中更以港资企业为主。

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也预言:未来两年,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。他呼吁港企要尽快转型升级或者迁移,越早行动越好。

多米诺倒闭链

东莞一包装厂负责人分析,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,引起的多米诺效应正在形成,春节过后“倒闭冲击波”会越来越明显。1万家较大的厂倒闭,集群链条上会有20万家小厂受影响

2008年1月10日,东莞市中堂镇。

一家纸箱厂人员在菜市场附近电线杆上张贴新的广告,“因公司另有发展,资金周转短缺……连厂带业务整体低价转让。”

纸箱厂老板、四川人郭婷婷告诉记者,工厂以前主要为东莞、深圳的鞋厂、制衣厂、电子厂等提供纸箱包装等,以前业务较为固定的客户近来倒闭了多半,纸箱厂的订单骤减,迫不得已转让。

中堂镇另一家包装厂负责人蔡华清说,大面积企业倒闭或迁离,引起的多米诺效应势必会形成,以前捆绑在企业上的链条会迅速崩解。蔡华清举例,拿鞋厂来说,一家较大的鞋厂关门,为鞋厂提供配套的纸箱厂、印刷厂、包装厂、鞋的各种配件厂都将受牵连。“通常大厂有一二十家配套的小厂。”“而这些小厂,譬如鞋垫厂倒闭,又会引起更下端的连锁反应。就像一条大河决堤,周围的地带也都淹了。”

蔡华清推算,如果1万家较大的厂倒闭,集群链条上会有20万家小厂受影响,如果再加上更小的甚至作坊式的小店,这个数字还要乘以10.

“不仅企业形成了链条,生活的各方面也都形成了链条,做工人生意的商店会倒闭,针对外来工的幼儿园会倒闭,还有很多其它第三产业第四产业等等,都会跟着关。”

为整治污染、降低能耗,“陶瓷之都”佛山正对陶瓷企业全面施压,准备在近一两年内将低端陶瓷企业全面淘汰。而与此同时,“多米诺倒闭链”的影响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。

据记者调查,佛山最高峰期曾达到了10000多条陶瓷生产线,经过外迁和关闭剩下不过1000条,今年还将再强制性关闭约上百条生产线。

南庄紫洞一家被关闭的陶瓷厂附近,很多士多或餐饮小店已经关门,或是准备转让。这里原本许多以外来工为主要客源的湘菜馆、川菜馆、江西菜馆、河南菜馆等,很多生意萧条濒临倒闭。

受冲击的不止于此。佛山石湾、南庄附近很多居住小区的出租屋,也因外来员工大量返乡,很多房子空了出来。“基本上都是租给做陶瓷的人,估计明年会少很多人租了。”佛山石湾榴苑路某房地产中介公司说。

佛山本地从事陶瓷行业的人,也在为出路担忧。“从小在石湾长大,见得最多的就是陶瓷,基本上都是在陶瓷企业里找工作。”阿荣苦恼着,除了做陶瓷外,他还能做什么职业?有阿荣这样想法的佛山本地人很多。

东莞一位从事运输的本地司机也忧心忡忡,工厂搬了,外地人少了,以后东莞原住民靠什么过日子?

 

“变身”之路并不容易

从“生产基地”向“总部经济”转型,正是珠三角许多城市谋求的“变身”之路

产业转移在珠三角,早该不是新鲜的故事。

如果说持续的原材料、工资等成本上涨,是市场不断向珠三角企业发出了信号,那么一直以来*导向给企业释放的信息,是同样的指向:珠三角的出路只有一条,产业转型和升级是惟一的出路。

面对大量鞋企的迁出,东莞厚街镇镇长陈仲球表示,他并不为此担心。因为目前转移出去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,而核心的技术研发和采购贸易依然留在东莞。目前东莞鞋的产量仍占全国的1/4,全球的1/10,厚街的国际鞋业采购商超过1000家。

陈仲球说,*目前正做的事,就是在厚街镇打造一个亚洲鞋业总部基地。何谓总部?即新产品的研发中心,知识产权的开端,另外还是信息交流的中心,贸易订单的中心和定价的中心。这个基地是为整个行业提供高端服务的,它不一定给你增加一个车间,一个工厂,而是给你增加品牌,增加核心竞争力。

在东莞,一些优势的制鞋企业并没有迁移。全球最大的女鞋贸易商、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他们并不打算离开东莞,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链像东莞这么完善,而且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,都很内行,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。

从“生产基地”向“总部经济”转型,正是珠三角许多城市谋求的“变身”之路。

据了解,目前各城市也已确定基本定位,深圳发展高科技,广州重点发展大型装备制造业,惠州是能源及石化基地,东莞打造为先进制造业的总部基地,佛山则大力发展陶瓷装备制造业和产业总部经济、物流、会展、研发中心等现代服务业,“拒绝污染,做强陶都”。

变身,对遭遇发展瓶颈的珠三角来说,也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选择。而如今珠三角的现实是,虽然产业转移和升级喊了多年,但“雷声大,雨点小”,传统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着主要份额。

数据表明,珠三角地区家具制造、皮革、服装鞋帽等行业用了全省用工的25%,但是只创造了8.5%的增加值。东莞由于工业用地已近饱和,2006年上半年有24宗首期投资超500万美元的项目因用地指标不能及时解决而*搁置,涉及投资总额11.68亿美元。

不仅是来自土地等资源的压力,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:广东2007年全省人口达9450万,可能成为第一人口大省,主要是外来人口迁移带来的。如果再不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,资源、环境、治安、社会管理、外来工的子女读书、住房等压力都很大。

升级需要空间。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新春说,劣质企业的退出,给优势企业腾出了做大做强的空间。从中长期来看,本地的产业集群不但不会缩小,反而会因优势企业的做大做强而不断提升竞争力。

早在3年前,*就在努力为珠三角的加工制造企业“寻下家”,在广东省东西两翼和山区等地规划了多个产业转移工业园,接受珠三角产业转移到当地。目前全省入园项目已达477个,投资总额454.9亿元。

然而对于转移,各地*部门都感觉到,并不是搬个家、换个地方那么容易。

产业转移触动的现实利益

一个逐渐失去生产制造能力的总部,如何能保证不会有空心化的危险?珠三角在产业“旧去新来”的衔接上,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?

2008年1月6日,中山市东升镇105国道旁的工业区里,几间大规模厂房空荡荡地闲置着。

代理出租的恒达物业公司经理金晓玲告诉记者,几家厂房面积均在20000平方米左右,以前是做电子厂的,元旦前企业搬走,到现在还没租出去。

金晓玲说,以前是“招商引资”,现在是“招商选资”,污染严重、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企业不让进来,导致原有企业搬走了,新的企业又没进来,空置的厂房比较多。

“把企业都往外赶,我们自己不就空心了吗?我们也想让低端的企业迁走,但又希望在新的产业没有补充进来时,企业外迁的规模不要太大,否则对村镇经济会有影响。”一位地方官员表示。

东升社区村民梁庆安说,各村居民收入和福利很大一笔都来自厂房出租,如果厂房没人租,村民的福利自然就少了。他认为应该务实,有好的企业来了再动员落后企业外迁。

产业转移触动的,是很现实的经济利益。

与中山毗邻、全国闻名的“家电之都”佛山顺德也面临“产业空心化”之忧。最近几年,美的、格兰仕、万和等知名品牌都将部分产能迁移到了中山等地,虽然“家电之都”的地位在国内尚难动摇,但大企业外迁、影响力限于地域性等问题还是有人担忧。

顺德也在致力于打造“总部经济”,龙江镇一家电器厂生产经理黄立昌说,顺德家电产能转移后,总部变得越来越“软”,总部有边缘化的倾向。他的担忧在于,一个逐渐失去生产制造能力的总部,如何能保证不会有空心化的危险?黄立昌说,我们的国情就是人多,劳动力便宜,现在一窝蜂的都转型,都搞高科技,都建总部,我担心有些脱离现实。“最起码的一条,高科技、升级、创新都需要人才,哪有那么多人才来支撑呢?珠三角廉价劳动力、中低端人才还是主流。”

黄立昌认为,原有企业外迁必然短期内给当地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,税源减少,经济总量削弱。作为地方就应思考:原有企业怎么迁走?新企业招进来会不会有新问题?采取什么措施留住想外迁的高端企业?留不住的话,如何避免交接期的“空心化”?

迈入“3000亿GDP俱乐部”的东莞最近爆出新闻,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,去年慢下脚步,创了新低。预计今年东莞的GDP增幅更低,只有14%.

有分析认为,东莞GDP增速放缓,有制造业陆续迁出,新的产业未及时补充进来,遭遇“产业空心化”的原因。

对此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表示,“不能光讲GDP,要看经济质量,经济社会协调发展,人口与自然协调发展。”三来一补企业为东莞的原始积累贡献了第一桶金,但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,“人口多,污染重……只讲发展,没有讲科学,代价非常大。”

“是机遇,也是挑战。”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谈到企业升级时说,“如果处理得好,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;如果处理不好,就有可能像香港那样空心化,削弱城市的竞争能力。”

走出去是否就能起死回生

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,但不完整的产业链会导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

转移,对面临困境的企业,是否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呢?

从珠三角出发,沿着辐射状的各条高速公路北上,正是大部分企业的求生路径。

赣州市被称为江西省的南大门,紧邻广东,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局长冯钰说,以前他们是主动找客商,现在很多企业主动找上门来。目前落户开发区的企业有200多家,以现代轻纺、电子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。

赣州华坚国际鞋城董事长、50岁的张华荣是第一批到赣州吃螃蟹的广东商人。5年前他从东莞来到这里,建起了制鞋生产线。两年后,又在劳动力更便宜的越南建了两条生产线。

赣州的劳动力成本,张华荣说,人均月工资要比东莞便宜300元左右,而且人手充足。水电成本也要低不少,赣州每度电0.68元,东莞是0.9元多,赣州用水每吨0.9元,东莞则是1.5元。越南的劳动力成本则是中国的3/5左右。

但迁出了广东,并不表示一切都顺利。

一些工厂“北移”之后,发现当地的产业配套不完善、交通物流成本增加。“在当地运费最少要占成本的10%,而在深圳东莞运费只占生产成本的3%.另外不少的企业还得在当地买地建房,而不像广东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厂房租赁市场。”

在越南,劳动力成本是优势,但在产业配套方面同样不方便,配件和原材料都得从东莞运过去,物流成本大增,技术工人、管理人才也是较大问题,研发几乎是零。

广州市致新工艺品厂总经理胡刚宝说,早在几年前,他身边的很多老板都已经实现了转移,把厂建到越南、柬埔寨、印度等国家去了,那里人工便宜,贸易战也没有这么激烈。

但转移并非那么简单,胡刚宝说,经过20多年发展的珠三角已经形成了完整的、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产业链。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,但不完整的产业链会导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。

胡刚宝说,转移不是简单一家企业的事,而是整个行业的事,譬如鞋厂转移了,耗材厂、配件厂、原料厂、主料厂,统统都要跟着转移。很多企业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后,才发现什么都做不了。

“转移不成,就转型。”胡刚宝说,但自主创新、品牌创新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。有些企业就适合制造业,善长成本控制和管理,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了,你让他放弃熟悉的,转型搞其它产业,谈何容易!

但转移成功的例子也有,胡刚宝说,一些动作较早、迁入地*有远见的企业还是在当地站住了脚,而且随着“扎堆”的企业越来越多,配套的问题也得到解决。华坚鞋城的张华荣是例子之一,今年,张又准备斥巨资在东莞厚街建一个超大规模的世界鞋业(亚洲)总部基地,将基地定位为研发、贸易、品牌孵化、物流的亚洲总部,并免费为入驻的企业提供服务,带动行业转型。

谁能守到最后

“如果按新法,我们都得关门。据我所知,大多数小厂都没照办,都还在观望。对峙成了无奈的选择”

“目前的现状是,大多数企业还在对峙和观望。”

在珠三角从事外贸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赵新春,向记者敞开心扉透露了他所掌握的实情。

赵说,相对于年前倒闭撤退的企业,珠三角数量更庞大的制造业群体大多数仍按兵未动,在“暗中对峙,察言观色”。

年前,赵新春家乡一位县领导来广东招商,希望他把厂迁往家乡,并许诺了一大堆优惠条件,但赵婉拒了。赵说,不是不愿为家乡做贡献,而是回去没法发展,“我要找个螺丝钉,还得跑到广东来订货,包装、物流都不方便。”

“而且我已经在这里打拼多年,事业根基在这里,对这片土地我有感情。”

对《劳动合同法》的实施,赵新春选择了沉默。“如果按新法,我们都得关门。据我所知,大多数小厂都没照办,都还在观望。”

当然,对《劳动合同法》赵并非全然无动于衷。元旦前他就数次召集管理层开会,要求敏感时期对待员工尽量人性化,千万不能让员工投诉、闹事。

为安抚员工,赵还投资修缮了员工宿舍,食堂伙食也做了改善。

“对企业来说,违法成本远远大于守法成本。有工人投诉,翻不了天。我违法的成本,一年查一次,罚一万元不得了,要按新法,工人经常加班加点,一年来来去去100人,肯定超过100万了。”

赵新春甚至有些窃喜,近一年来与他一起竞争的许多同行,“人民币升值放倒了一批,原材料猛涨关掉了一批,这次新法实施又死掉一大批”,竞争对手一家家少了。

“珠三角这么多制造业,肯定不会都死。谁能守到最后,谁就能等到机会。譬如,这么多企业倒闭之后,这些工人怎么办?失业率会不会激增?别看现在招工难,到了明年、后年,说不定工资成本会降下来,又有人托亲戚找朋友送人来做工,而且到时*命令又来了,你这个厂,今年必须完成多少多少人的就业指标!”

赵也坦承,珠三角产业转移、升级的政策肯定是对的。制造业是“雁行企业”,永远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迁移,曾经美国、日本、“亚洲四小龙”都是这么过来的,如今珠三角遵循着同样的规律,这里成本上升后,势必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。

“规律是不可阻挡的。”赵说,这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,是件好事,我们看到的也是珠三角未来的希望。但问题是,操作上太急了,替中小企业考虑得少了。应该多给一点时间。

“大多数企业还没准备好,突然喊撤,自然乱了方寸,对峙就成了无奈的选择。”赵说,对峙的同时,更多的企业是在观望,政策执行松就挺,政策执行严,那就不关也得关,不转也得转了。

赵说,他的想法,代表了珠三角目前还在观望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心态。他们在等待自己命运的同时,也在观望、思考珠三角今后的命运。春节过后,他们倾注多年心血、亲手打拼出来的这片“世界工厂”的热土,会快速土崩瓦解奔向尽头吗?而在前方等待珠三角的,又将是什么样的未来?